多事之秋

明宣五十年十月，正值多事之秋。

最近，朝堂上接连发生了几件大事。

第一件事，则是皇上以丁和泰有病为由，将其的步军统领之职解去，同时任命黎多科为步军统领。而丁和泰被解职没几天，皇上便在喜秋园召见诸位文武大臣等，宣称：“诸大臣皆朕擢用之人，受恩五十年矣，其附皇太子者，意将何为也？”于是，当场逐个质问刑部尚书柳世武、兵部尚书容通文等。众人矢口否认结党，皇帝帝令锁拿候审。另外，命将已经解职的步军统领丁和泰，拘禁宗人府。

这是皇上对皇太子结党的一次重大打击。

而起因，则源于有人向皇上进言说，“太子的门人越发放纵，甚至还有什么‘天无二日’的狂悖之言！”

这言之凿凿的指控，分明就是在暗射太子有谋逆之心！此心思不可谓不毒辣。

时至今日，皇上和太子之间早有隔阂，而皇上心里最最担忧的无非就是太子按捺不住，有不臣之心！所以这一进言，无疑是击中了皇帝的痛楚！

太子被打击，又岂会甘休！查出了向皇上进言之人，他便开始了他的报复！

不久后，第二件轰动朝野的事情发生了。

左都御史赵申乔以“狂妄不谨”的罪名弹劾新科编修戴名世，谓其“妄窃文名，恃才放荡，前为诸生时，私刻文集，肆口游谈，倒置是非，语多狂悖，逞一时之私见，为不经之乱道，……今名世身膺异教，叨列巍科，犹不追悔前非，焚书削板；似此狂诞之徒，岂容滥侧清华？臣与名世，素无嫌怨，但法纪所关，何敢徇隐不言？……”

皇上遂命刑部审核此事。刑部官员从《南部集》中找到了“罪证”。

其实这些个罪证，多是穿凿附会。

戴名世是在明宣四十八年以会试第一名，殿试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（俗称榜眼）被授翰林院编修，在京供职，参与史馆的编纂工作。此次因《南部集》中录有前朝大经之事，他记录颇多，被御史赵申乔参劾，以“大逆”罪下狱，多有冤屈。

当时，因为前朝大经的资料散逸颇多，有些又失于记载，因此尚无人能写前朝大经之史。而戴名世每以史才自负，他很想仿效《史记》形式，作出纲目，然后广泛搜罗资料，相互参证，力求真实，写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。因此他广游燕赵、齐鲁、河洛并江苏、浙江、福建等地，访问故老，考证野史，搜求前朝大经逸事，不遗余力。一时之间，文名播于天下。明宣四十一年，戴名世的弟子尤云鹗把自己抄录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。由于戴氏居南部冈，遂命名为《南部集偶抄》，即著名的《南部集》。此书一经问世，即风行江南各省，其发行量之大，流传之广，在当时同类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。正是这本书，使戴名世流芳文坛，得知己无数，却也使他遭致杀身大祸。

而此案株连数百人，震动儒林！

很多人觉得戴名世之所以被弹劾，主要是因为他为人孤傲不羁。平日，他对达官贵族和那些所谓“欺世盗名的无耻文人”表现出的痛恨以及轻谩。还有，他在《南部集——北行日记》中就说自己常“酒酣论时事，吁嗟咄嘻，旁若无人”。这些犀利的言辞，难免会触动一些人的“隐疾”，所以遭到忌恨。

但事实并不止如此！

忌恨或许是个理由，但还不至于闹到如此田地。

此事的爆发，有一个更大更根本的原因——戴名世的好友，是何焯！

何焯此人，是有名的书法大家，他与陈重光、姜晨英、汪士鸿并称为明宣年间“帖学四大家”，而且他还是皇八子秦空的老师。此事引发最主要的原因，则是由于太子为了之前的事，怀恨在心，耿耿于怀，势要打击皇八子一党！

说到底，这两件事情都是皇储之争的延伸而已！

“南部集案”发生后，由于涉及面太广，打击范围过大，士子之心不稳。而此刻，正可谓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不久，又有折子递上说，江南又发生了一件耸人听闻的大案！

奏折中说：“江南本届乡试出现了舞弊大案，副主考官赵晋受贿十万两纹银，出卖举人功名。阅卷官王曰俞、方名合伙作弊，正考官左必蕃知情不举有违国法。为此江南士子大哗，舆论纷纷，民愤难平，请求从速查清弊端，严办贿官，以定江南士子之心。”

这封奏折好似一个晴天霹雳，使皇帝震惊不已！

皇帝万万不愿相信，在江南礼仪之乡会出现这样的劣迹！

但是，事情好像专门和他开玩笑一样，皇帝又于密奏卷内发现自己最宠信的坐探、苏州织造李述的奏折，详细地讲述了江南科场舞弊，民情鼎沸的情况。奏折中说：“举子们出于义愤，把考场匾额上的“贡院”两个字涂写成了“卖完”，还有一群考生竟将财神庙里的财神泥像抬到了夫子庙里，江宁城内万人空巷，观看考生们抬着财神爷游街。”

皇帝看到这里已经怒火填膺，偏偏在奏折里面又飘出了一张小纸条，是李述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