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04章 改革税制

刘义隆打算改革税制，如今国库充盈，刘义隆心里也有了底气。

如今宋国国库收入中，百姓赋税占比并不大，主要还是商业税收比重最大，但是商人要交的税却远远低于种田的百姓。

虽然宋军士卒家里不用交税，但是毕竟士卒只占一少部分。

尤其南方，没有战乱，人口增加十分迅速，刘义隆也鼓励增加人口，还有凉州、秦州等地，由于异族通婚，使得人口也增加了很多。

而且当初投靠宋国的匈奴、鲜卑、氐族、羌族已经开始慢慢的融入汉人当中，还有一些人甚至通过科举进入了官场。

他们除了相貌之外，已经和汉人无异，除了少数还保留一些本民族特色的人外，后来出生的人已经连原本民族的语言都不会了。

这只是开始，随着时间越来越久，这些异族的后代可能连相貌都会慢慢的改变。

刘义隆在御书房思考如何改革赋税。

赋税在夏、商、周时，赋税主要以“田赋”为主，这是一种以田地产出为基础的赋税制度，国家通过分配土地和对农田产出的征税来获得收入，同时，也有一些额外的赋税，如劳役和物产税。

始皇帝统一六国后，秦朝实施了一系列改革，包括推行均田制和统一货币制度，赋税制度也得到了改革，赋税主要以“亩产租庸”制度为基础，国家将土地划分为亩产单位，征税以土地产出和户口数量为基础，庸赋则涉及劳役和军役。这个时期的赋税制度对农民来说相对严格，导致了一些农民起义和反叛。

两汉赋税制的主要内容是“租”和“赋”两项，租是土地征收的税额，交纳粮食，从景帝二年（公元155年）起，汉代田租基本是三十税一，赋以丁计，包括算赋、口赋，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，口赋是专对儿童征收的人头税，赋交钱币（在历史上，租、赋、税的概念又往往相互混用）。

租庸调制开始实行于隋朝，唐朝进一步加以完善，交谷物叫租，（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纳定量的谷物）；调是人头税（交纳定量的绢或布）；庸是纳绢代役（指服徭役的期限内，不去服役的也可以纳绢或布代役，无年龄限制，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。

中唐则是两税法，分夏秋两季交税，由按丁征税变为按田亩和资产征税，改变了税收方式， 由人丁税向以土地财产为主要依据收税，使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。

它适应了当时人口转移、商品货币经济有所发展的新情况。

北宋则实行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。王安石变法中：募役法（由政府雇人服役），方田均税法（清查隐瞒土地，按土地多少、好坏平均赋税，使官僚地主无法逃避赋税) ，后因大官僚大地主反对被废除。

明朝后期——张居正推行“一条鞭法”。田赋、徭役、杂税合并为一条，一律折银交纳，把从前按户、丁征收的役银，分摊在田亩上，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，简化了征收名目和手续，有利于防止豪强官吏隐田逃税，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。

折银制度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，对货币地租的产生和部分农产品的商品化有积极推动的作用。

清康熙推行“滋生人丁，永不加赋”，永不加赋使丁银额固定下来，这是赋税发展的一大进步。

雍正初年实行摊丁入亩，开始了单一的土地标准征税，正式废除了人丁税，丁随地起，即把丁银全部摊入地亩中征收，所摊数额，一般是纳一两银子的田赋，摊入一二钱丁银，摊丁入亩的实行有助于封建国家税收的稳定，标志着延续了数千年的人头税的废除。

它简化了税收原则和手续，把土地多少作为收税的唯一标准，改变了赋役不均的严重情况，从而调整了封建国家、地主和自耕农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。

如今宋国的赋税和汉代差不多，随着宋国商业逐步发展，如今的赋税制度已经有些难以满足继续发展的需求。

刘义隆如今不能一下将赋税改革到位，因为有前车之鉴，那个篡汉的王莽，他就是因为改革过于迅速结果最终失败。

刘义隆则打算减少赋税的项目，简化税收政策。

刘义隆叫来徐麟、王昙首、王华，将改革赋税的想法说给他们听，结果王昙首道：“陛下，恐怕阻力会很大，朝中大臣家中多有经商，增加商税恐怕很难。”

王华也道：“陛下，百姓如今赋税已经很低了，再减免，恐怕那些大臣、世家不会同意的。”

徐麟也没有说话，毕竟王昙首和王华是琅琊王家之人，而他是平民出身，立场有所不同。

刘义隆也看出徐麟的想法，于是道：“徐卿，你说说吧。”

“陛下，臣以为赋税必须改革，如今百姓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，家中余粮满仓，所以赋税改革势在必行，而且还要进一步鼓励经商，使百姓生活更加富足。”

“徐令